一个人骂了另一个人整整十年新股配资门户网，公开的，白纸黑字的，收进全集的那种骂。另一个人，一个字都没还回去。
更离奇的是，被骂那个人，后来还帮骂自己的人出了全集。等他晚年有人再问起，他说了七个字——"他是我们的人。"
这两个人，一个叫鲁迅，一个叫胡适。
同台登场——新文化运动中的相遇
1917年1月，《新青年》第二卷第五号。
胡适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，题目叫《文学改良刍议》。这篇文章用文言文写成，主张的却是废掉文言文——他提出"八事"，核心只有一句话：白话文才是中国文学的正宗，才是将来文学必用的利器。
这话在当时不是小事。文言文用了两千年，动它就是动根基。胡适敢说，陈独秀马上跟上，发表《文学革命论》，给他撑腰。两个人一唱一和，《新青年》成了风暴眼。
这时候的鲁迅在干什么？
他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绍兴会馆，下了班就抄古碑。五年了，外头吵翻天，他一动不动。不是没听见，是看得太多了——辛亥革命、袁世凯称帝、张勋复辟，每一次都以希望开头，以失望收场。他信不过这场热闹。
直到老友钱玄同来敲门。钱玄同劝他写点东西，鲁迅反问了一句话，意思大概是：铁屋子里的人都睡着了，你把他们叫醒，只是让他们多受一段死前的痛苦，这有什么意义？
钱玄同说，也许铁屋子是打得破的。
鲁迅没有直接答应，但他动了。1918年5月，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五号，署名"鲁迅"的文章第一次出现。 那篇文章，叫《狂人日记》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，就这么来了。
用白话文写，写封建礼教吃人，写"救救孩子"——形式和内容，一刀切进要害。那时候的《新青年》刚改成全部白话文刊行，胡适开了路，鲁迅一脚踏进来，两人站在了同一面旗帜下。
他们都是《新青年》的撰稿人，都在北大的圈子里打转，都认为旧的那套东西要推倒。胡适在日记里夸过周氏兄弟"最可爱"，说他们"天才都很高"。那段时间，是两人关系最好的时候。
但好景不长。 两个人对"怎么推"这件事，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回事。
胡适要的是渐进——立规则、建制度、用科学方法做事，慢慢来。他发表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》，说一切主义都只是假设，得经过实践检验，别把它当成宗教信条。
鲁迅要的是开刀——直接批，直接骂，不给脓疮遮布，让它烂给所有人看。
同一张桌子坐下来，看见的问题一样，伸手的方向却开始偏了。
渐行渐远——分歧的撕裂与骂战的升温
真正的裂口，从1925年开始。
那一年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出了事。
校长杨荫榆作风专横，克扣校款，打压学生。学生忍无可忍，要把她驱逐出去。鲁迅在女师大教书，他没有含糊——直接站到学生那边，写文章，签名，公开支持。
另一边，陈西滢等人替校方说话，双方在报纸上掐了起来，火药味极重。
这时候胡适出现了。他给三方都写了信，说：别打了。
他劝鲁迅、周作人、陈西滢都冷静一下，说这样无休止的笔仗，会让年轻人朝"冷酷、不容忍"的方向走，对社会风气有害。
翻译成直白的话就是：你们都有问题，都各退一步。
在鲁迅看来，这是和稀泥。 这不是学术争论，这是学生被欺压、尊严被踩踏，你跑来说"双方各有问题"，等于默认了压迫者的合理性。从那以后，鲁迅笔下对胡适的态度，肉眼可见地冷下去了。
骂，是从这里真正开始的。
鲁迅骂胡适虚伪，骂他没血性，骂他"出卖灵魂"。在杂文里，在公开文章里，反复敲。翻遍《鲁迅全集》，胡适被提到超过二十次，其中大多数是嘲讽。 相比之下，陈独秀被提了六次，钱玄同八次——胡适是被点名最多的那个。
到了1933年，骂战升到了最高点。
当年3月，报纸上刊登了据称是胡适说的话，其中有一句关于"征服中国民族的心"的表述，被理解为向日本示好。
鲁迅以笔名迅速发文，扣上了"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"的帽子。
这顶帽子，戴得很重。
后来学界考据，当时的报道本身准确性就存疑，且胡适原话即便属实，也是表达方式过于夸张，被断章取义了。但鲁迅收录了这篇文章，把它编进《伪自由书》，说明他并不认为自己错了。
两个人的距离，就这样越拉越远。
但有一件事，始终值得注意。
就在骂战最激烈的那几年——1932年12月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。 鲁迅和胡适，双双加入。鲁迅是上海分会执行委员，胡适是北平分会主席。两人公开骂战，私下却还坐在同一个组织的框架里。
这说明什么？他们骂的，从来不是对方这个人，是对方走的那条路。
鲁迅骂胡适调和、妥协、不够彻底；胡适嫌鲁迅偏激、不容忍、把一切都推向对抗。两个人都看到了中国的病，开的药方不一样，又都不认为对方的药对。
但旗子，是同一面。
针锋相对的台面与台面之下的克制
鲁迅骂了，胡适怎么回？
什么都没回。
不是不知道，不是没看见。胡适的社会地位摆在那里——北大教授、学界领袖，进出政界的人脉一大串。他完全有能力组织一场反击，让鲁迅难堪。他选择了不动。
有人说，这是因为胡适"不屑"。身份高的人，跟"体制外"的作家对骂，掉价。
这个说法站不住脚。如果只是不屑，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没法解释了。
胡适在给友人的信里，曾经解释过自己为什么不还口。大意是：挨骂十多年，他从来不怨恨骂他的人。有时候骂得不准，他替对方着急；骂得太过了，他担心对方损了自己的人格；如果挨这骂能让对方得到什么好处，那等于自己帮了对方一个忙，他也乐意。
这话如果是作秀，作不出"我替骂我的人着急"这句话。 这不是君子风度的表演，这是从骨子里长出来的一种定力。
但定力的背后，不是没有情绪。
他在给苏雪林的信里，用了"狺狺攻击我们"这个词——"狺狺"是狗叫。
他把鲁迅的批评比作犬吠，怨气不小，藏着的委屈也不少。只是他压住了，没让它冲出来变成公开的对骂。
还有一件更微妙的事。
整个骂战期间，胡适自己评价鲁迅，从来不是全盘否定。他肯定鲁迅前期的白话文创作，肯定他的文学史研究。对于鲁迅晚年偏激的杂文，他批评，但也给出了解释——鲁迅长期承受压力，身处险境，心情极度恶劣，才有那些激烈的表态。
换句话说，胡适骂归骂，从没把鲁迅这个人整个否定掉。
这一点，鲁迅这边做不到。
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。有学者说得直白：胡适在文化界有资源、有地位，有条件讲宽容；鲁迅长期处于被压的状态，不锱铢必较就没有生存余地。两人的处境根本不同，用同一把尺子量，是不公平的。
鲁迅的骂，有他的必要；胡适的不还口，也有他的道理。
但两件事放在一起，确实构成了历史上最奇特的文人骂战之一——一方骂得酣畅，一方沉默到底，偏偏谁也没把谁踩死。
鲁迅身后的抉择——格局在恩怨之外
1936年10月19日，鲁迅在上海病逝。
消息传出，文化界震动。有人哀悼，有人写文章，也有人磨刀。
磨刀的那个人叫苏雪林。
她是胡适的学生，也做过武汉大学教授，算得上文化圈里的人物。鲁迅去世后不久，她给胡适写了封信，措辞极狠——说鲁迅是"刻毒残酷的刀笔吏"，"阴险无比、人格卑污无比的小人"，还劝胡适出面，趁机"向鲁党宣战"。
她大概以为，胡适被骂了十年多，这下等到了泄愤的机会，一定乐意。
她完全猜错了。
胡适回了她一封信，把她狠狠批了一顿。他说，你不能这样看待鲁迅。鲁迅有他的问题，有他的局限，但这个人的文章和思想，是值得认真对待的。我们应该撇开私人恩怨，去讨论他真正相信什么、否定了什么、哪些东西有价值、哪些没有。他还劝苏雪林，不要攻击其私人行为，那不是批评，那是泄愤。
苏雪林收到信，当场就懵了。她后来在文章里认了错，说"批评鲁迅而牵涉鲁迅的私人人格，我亦知其不当"。
被骂了十年的那个人，在对方去世后，替对方说了话。 这件事放在今天的舆论场里，大概率上三个热搜。
但更大的事，还在后头。鲁迅的遗孀许广平，想出版《鲁迅全集》。
她四处碰壁。想来想去，她找到了一个"最不可能"的人——胡适。就是这个被鲁迅在文章里反复嘲讽了十多年的胡适。
许广平大概没有底，但还是写了信，请他"鼎力设法"。
胡适的回应，没有一句废话。
1937年，在蔡元培等人的协助下，许广平曾与商务印书馆谈妥出版事宜，但因版权问题告吹。接着"七七事变"爆发，战火蔓延，出版计划一度完全停摆。
但事情没有就此结束。
1938年，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，事情还是推进了。 许广平与"复社"达成协议——编辑工作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负责，出版发行由复社承担。一批文化界人士全力投入，郑振铎、王任叔主持编校，许广平、许寿裳参与其中，蔡元培为全集写序。
1938年6月，二十卷、六百余万字的《鲁迅全集》正式出版。 这项工程在沦陷后的上海、在抗战的烽火之中，三个月内完成，被当时的人称为"中国出版界之奇迹"。
这套书出来了。鲁迅骂了胡适十年，胡适没还嘴，最后帮着把骂自己的人的文章推进了历史。
当然，坦率地说，关于胡适在这件事里究竟扮演了多具体的角色，现有权威文献的记录并不完整。蔡元培、郑振铎、王任叔、许广平——这些人的名字留在了编委名单里，留在了编校后记里。但胡适的姿态，是清晰的：没有趁机落井下石，没有拿骂战说事，没有袖手旁观。
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。
双峰并峙——历史坐标里的两种答案
晚年，胡适在美国。有记者问起鲁迅。
他说了那句话——"鲁迅是不会屈服的，他是我们的人。"
七个字。
被骂了十几年，到头来说骂自己的人是"我们的人"。这不是大度的表演，更不是事后的矫情。这说明胡适心里一直清楚：鲁迅和他走的，是同一条路。只是走法不同。
一个拿笔当刀，要把旧世界劈开；一个拿笔当尺，要给新世界画线。路径不同，姿态不同，脾气更不同——但方向，骨子里是一样的。
这是两个人闹了半辈子之后，最深处的共识。
从历史角度看，他们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困局的两种选择。
鲁迅的选择是批判。他不信制度能自动变好，不信温情脉脉的改良，他选择用最尖锐的文字刺破遮羞布，让脓血流出来给所有人看。
他的名言是"一个都不宽恕"，他歌颂的是"铸剑复仇"的意象。他给这个民族留下的，是骨头。
胡适的选择是建构。他相信渐进，相信制度，相信"宽容是民主的第一要义"。他的名言是"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，做人要于有疑处不疑"。他毕生坚持的，是民主、法治、宪政这几件事，一件都没有放弃过。他给这个民族留下的，是风度。
骨头让人站起来。风度让人走下去。
有学者评价这段关系，说两人的相处模式是"和而不同"——表面在骂，底层在和。两人都是从封建旧文化里杀出来的现代知识人，都在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，推着中国往前走。分歧是真实的，骂战是真实的，但那个更大的共同体，也是真实的。
鲁迅在文章里，也不是什么都没承认。他肯定过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贡献，肯定过胡适的学术研究成就。
胡适这边，则称鲁迅是"不会屈服的人"，称他"前期创作实绩"有价值。两个人互相都留了一扇窗。 只是那扇窗太小，外面的笔战太响，不仔细看，根本看不见。
回到最开头那个问题：胡适为什么不还口？
答案不是"不屑"，不是"君子风度"，也不是什么品格上的高下。
是因为他始终知道，这场骂战，骂的是方法，不是人。 鲁迅骂他的那些话，骂的是他的路径，骂的是他和稀泥、不够彻底、太相信体制。这些批评，有些是对的。
胡适接得住，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确定自己的那条路是唯一正确的。他说过，"我们明知小小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，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"——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选择，当成真理。
这种清醒，比任何反击都更有力量。
鲁迅死后，全集出来了。 骂过他的人，帮着推动了这件事。胡适晚年，说"他是我们的人"。这句话里没有和解，没有原谅，也不需要——因为从来就没有需要原谅的事。
有的只是：两个人，用不同的方式，在同一个时代，试图为同一个民族，做了他们各自能做到的事。鲁迅的骨头，还在。胡适的风度，也还在。
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，才是那个时代真正留给我们的东西。
#新锐领航权益升级#新股配资门户网
正好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