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冯源 指导老师 张洋 编辑 彭玮开户配资炒股
【编者按】
有一种留守，介于在场与缺席之间——比如高中生苏浩和他在油罐车上谋生计的父母之间，隔着的不是一整年见不到面的距离，而是“随时能联系上，却几乎不在现场”的日常。
不是所有留守都是被迫的，不是所有缺失都能被“苦”字概括。在那些“车不能停”的账本里，在那些“照常过”的日子里，孩子的世界里有一些东西，被悄悄延迟和磨损了；也有一些东西，在以有韧性的方式生长着。
电话打来的时候
晚上10点多，苏浩窝在自己房间里打手游。手机屏幕上方弹出一条微信消息提示，他扫了一眼，没有点开，只是顺手划掉，视线很快又落回游戏界面。他不用看也知道，母亲冯林林发来的多半还是那几句：吃饭了没有？作业写了没有？妹妹在不在家？第二天母亲要是打电话问起来，他大可以假装当时睡着了，尽管通常情况下他不会在凌晨1点前放下手机。
这里是村里一栋两层的自建房，房子不算小，如今常住的只有七十岁的爷爷、妹妹和苏浩三个人。小苏浩三岁的妹妹，放学回来以后常常先把自己关进房间；现在这时候，住楼下的爷爷早已入睡，苏浩不会被任何人打扰。
第二天下午1点17分，苏浩把手机横过来，搁在语文试卷上，坐在那里等待着什么。
他身后的客厅很大，但东西摆得简单：一张旧沙发，一张折叠桌，墙边立着冰箱，靠门的位置放着爷爷常坐的小竹椅。中午做饭留下的油烟味已经散得差不多了，水槽里还搁着两个没来得及洗的碗。客厅门像平常一样半开着，太阳从院子里照进来，在客厅的地上切出一块发白的光，时不时传来汽车驶过的引擎声。
苏浩家的客厅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
视频电话接通时，苏浩只能看见父亲苏志强的半张脸，屏幕一角露出的方向盘上挂着红色的毛巾，那是一家加油站的赠品。冯林林坐在副驾上，手边是一桶刚泡开的方便面，塑料叉子插在面里，盖子没撕干净，还翘着一角。挡风玻璃外面一片发白，阳光照得车窗边缘都亮起来，远处能看见几辆并排停着的大货车。
苏志强问苏浩这次月考成绩出来了没有，他把总分报了一遍。苏志强听完，说“还行，继续稳着”。停了几秒，苏浩问：“啥时候回来？”
苏志强笑了一下，说：“这趟跑完吧。明天先把货卸了，看后头怎么接。”冯林林在旁边接了一句：“回去给你们做饭。”
苏浩点点头，说了个“嗯”。父母跑车这些年，他已经知道，他们在路上的时间说不准，一切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。货物、距离、装卸速度，这些都会影响他们的行程。
苏浩父母的空房间
苏浩在客厅大喊，想把妹妹叫下楼，楼上却没有什么动静。苏浩有些急了，冯林林又接上了一些话茬，跟他闲聊了一会儿。
电话挂断后，屏幕一下暗了。爷爷在里屋翻了个身，隔着门板问了一句“你爸妈还得几天”，他模糊回一句“大概吧”，搪塞过去。
这样的白天，对苏浩家来说已经很平常。通话十几分钟，问完作业、成绩和回家时间，也就差不多了。再往后，父母要么接着吃饭，要么继续等装货，兄妹俩继续写作业，爷爷睡醒了还要去院里转一圈。没什么变化。
苏浩今年高二，妹妹还在读初中。按苏浩的回忆，苏志强正式跑车差不多有十年了，冯林林跟车也有五年左右。最早是苏志强一个人，在北京运输快递，后来他成了油罐车司机。冯林林先是留在家里带孩子，也做过一些零工。后来孩子大了，她考了押运证书，也跟着上了车。
苏志强在油罐车上
父母对一起上车这件事的解释一直很简单：一个人在路上太煎熬，夜里容易犯困，装货、卸货又都拖时间，两个人一起，多少有些照应。代价是，从那以后，兄妹俩同时失去了父母的陪伴。
在不少长途货运家庭里，这几乎是一条重复出现的路径：先是丈夫一个人跑车，后来线路越拉越长、运费越压越薄，母亲也上了车。对外人来说，这是夫妻搭伙跑车；对家里来说，这是勉力维持生计的无奈之举。
苏浩小时候并不明白“跑长途”意味着什么。他最初感觉到“和别人家不太一样”，是在初一。那时候学校通知开第一次家长会，放学后苏浩拿着通知回到家，把通知先放在桌上，没有马上联系父母。一直等到晚上九点多，父母在服务区停稳车，视频才打过来。苏浩把通知单举到镜头前，说学校让家长第二天去一趟。屏幕那头安静了两秒，苏志强问：“非得明天？”苏浩说，老师说最好去。冯林林接着说：“那先让爷爷去，等我们回去再问老师。”
货车内的床
第二天，爷爷去了学校。回来以后，爷爷说老师讲了很多，他没全听明白，只记得一句“孩子大了，要多管着点手机”。
“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。”苏浩回忆，“就是后来同学问我，你爸妈怎么不来，我一下不知道怎么说。”不知道怎么说，慢慢就变成了不太去说。苏浩很少主动在学校提父母的工作。他知道父母是在挣钱，也知道他们不是不想回来，但这些话真拿出来说，他解释起来又总嫌太长。他也很少向父母表达欢欣或失落。
妹妹和他不太一样。妹妹更依赖母亲，也更愿意把日常里那些细碎的事讲给冯林林听：谁借了她一支中性笔，哪个老师今天点名点到了她，操场上新种的花开了，放学路上想吃什么零食……
苏浩说，父母跑近线、往山东那边去的时候，和家里联系有时还会稍微勤一点，毕竟家乡河南濮阳在三省交界的地方；不过一旦他们跑得远了，或者赶上装卸货，一整天都不一定顾得上说几句。
5月17日是母亲叫苏浩收拾好东西，外婆送他回学校。
留在家里的人
资料费最迟哪天要交，哪种通知必须当天回，哪种可以拖到下次父母回家再和父母说，苏浩慢慢都摸出了门道。
苏浩是家里年纪更大的那个孩子。爷爷不会用智能手机，妹妹遇事先哭，他就自然而然地站到了前面。苏浩知道要学着担一些事，“没有这些，还是会有其他的麻烦”，生活没有那么轻松。
陈雨家里，分工是另一种样子。父亲陈国强常年在外跑车，母亲周敏留在家里。女儿上学、老人吃药、家里水电缴费和学校通知，大多都落在周敏一个人身上。
陈国强跑长途十多年，最常跑的是江浙沪到华北的普货线，运的货物包括板材、家电和零担百货（多家客户的货物拼成一车），也接过临时加急单。和苏浩父母从事的危化品运输不同，普通货运并不需要押运员。陈国强出去一次，短则七八天，长则半个月。
丈夫在外头跑，什么时候吃饭、什么时候睡觉都不定，周敏在家的时间却几乎每天一样。她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，先烧水，再做早饭，催女儿起床，等女儿背着书包出门后，回来收拾屋子、洗衣服、买菜，再看看公婆要不要去镇上的卫生院拿药。她手机开着来电铃声，白天做饭也放在手边，怕学校或者丈夫那边临时有电话打进来。
陈雨慢慢发现，父亲不在家以后，她遇到很多事情默认“找我妈”。学校要交什么费，找母亲；老师让家长到校，找母亲；衣服鞋子不合适，找母亲；跟同学吵架了、心情不好了，还是先找母亲。
陈雨也是上初中以后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一点。有一回她数学考得不好，班主任让家长到校谈话。她先把消息转给母亲，晚上又等到父亲把车停进服务区，在视频里又说了一遍。父亲在那头听完，只问了一句“明天去来得及吗”，周敏说“你在外头跑你的，我去”。第二天一早，周敏就去了学校。回来的路上，母女俩骑坐在两轮电动车上，风很大，周敏在前面骑车，只说了一句“你爸要是在家，也还是我去”。陈雨坐在后座，手攥着书包带，没有说话。
在陈雨家，父亲也不是完全不在场。陈国强会打电话，会发微信，会在回家前问女儿想吃什么、缺什么。他会给女儿转学习资料费，也会在半夜停车时发一句“睡了没”。
陈雨说，她小时候会数着日子盼父亲回来，现在不会了。有时候父亲说“这两天回”，真回来也可能是在四五天后。她后来干脆不问具体日期了，只在父亲说“快回了”的时候，把自己想买的东西记在纸条上，等下次视频接通时再举起来给他看。
“有时候他知道我很多事，有时候又像不知道。”陈雨说。她知道父亲记得她快中考了，记得她英语成绩不太稳，记得上次回家答应带她去县里买运动鞋；但她也知道，父亲不太清楚她和哪个同学最要好，不太清楚班主任发火时是什么样子，也不太知道她最近为什么总是睡不踏实。生活里那些具体的、每天发生的小事，最终还是落回到母亲这边。
这种差别，不需要谁专门去解释，孩子自己会在生活里一点点分辨出来：谁会准时出现在家长会，谁会在她发烧的时候陪着去输液，谁会在她晚自习后站在校门口等，谁会在群里第一时间回老师消息……
苏浩比陈雨更早进入“自己处理事情”的状态。
有一年冬天，他半夜发烧到三十八度五，爷爷给他量完体温后有点慌，赶紧带着他去医院。那天夜里父母还在路上，没有人打电话告诉他们。冯林林后来只收到了第二天苏浩发来的消息：“昨天有点发烧，已经看过医生了，现在好多了……”
他记得那天输液室里很冷，椅子是蓝色塑料的，窗户外头有风吹进来，爷爷去取药的时候，他就一个人坐着看手机。
“你知道，他们也没办法。”苏浩说。
他说肯定不至于因此去埋怨，就是有些时候，会明白有些事得靠自己。“就像生病这事一样，你不可能要求父母回来。”
后来提起苏浩，冯林林说，她最怕的不是孩子埋怨，而是孩子什么都不说。小时候她觉得苏浩省心，后来才慢慢发现，这种省心背后，是他已经习惯自己去扛一些事。
在冯林林看来，苏浩的懂事并不只是性格上的安静，更像是这些年在父母缺席时慢慢学会的一种承担。孩子越少开口，她反而越拿不准他把多少委屈和麻烦留在了心里。她和丈夫在车上，能做的往往只是打一通电话、回一句“知道了”，可电话挂断以后，家里那些还得继续往下过的事，很多时候是苏浩去做了。
扛归扛，听见父母说快回来了，苏浩还是会高兴。他有时候也会在餐桌上，跟回家的父母说些烦心事，虽然不会像妹妹在视频通话里那样哭出来，但他也同样期待得到回应。
回家以后
周敏说，丈夫每次回家，往往是从一通“快到了”的视频开始的。
有一回，前一晚陈国强把车停在服务区，给家里打视频，说货已经卸了，夜里往回赶，天亮前大概能到镇外停车场。周敏接电话时正在厨房洗碗，陈雨坐在旁边改错题，听见“快到了”以后也没立刻表现出什么，只问了一句“真回来？”
第二天凌晨，陈国强果然到家了，人回来时天刚蒙蒙亮。周敏起床给他下了碗面，他坐在厨房门口的小凳子上吃完，又去院里看电动车，顺手把松掉的门把手拧紧，再问父亲这几天药有没有按时吃。等陈雨背着书包出来，他又说“我送你去学校”。说完这句，他自己都笑了一下，像是很久没做过这种顺手的事儿了。
一路上父女俩没说太多。到了校门口，陈雨下车，说了句“你回去睡吧”，就进去了。陈国强站在校门口看了一会儿，才掉头往回走。
周敏后来提起这个早晨，说丈夫回来当然是高兴的，但“也就那一会儿”。因为家里每个人都有已经形成的节奏，丈夫只是暂时回到了这个节奏里，但不是一下子就能接上。
陈国强也知道这种感觉。他不太愿意把它说成“陌生”，只说“回来以后要适应一下”。
他在外面跑车的时候，日子是按里程、油表、到货时间和回程单来计算的，赚来的钱维持着家里的吃穿用度。“你在外边的时候，觉得这个家是靠你在撑。”他说，“回来以后会发现，家里这些事，你没跟上，它也照样往前走。”
陈雨对这种变化的感受更具体。她说，父亲刚回来的头一天，家里会热闹一点，母亲做的菜会多两个，父亲会问她要不要吃水果、最近缺不缺什么，晚上说不定还会一起去镇上转一圈。但这种热闹不会持续太久。第二天、第三天，父亲开始补觉、打电话、算账、等下一趟货，家里又回到原来的节奏。她写作业，母亲做饭，爷爷看电视，父亲坐在一边刷手机或者看车主群里的消息。
有一回，陈国强回家第三天，班主任忽然在群里发消息，让家长第二天带学生去学校确认一份中考报名材料。那天晚上，陈国强正坐在客厅算上一趟货的油钱，周敏把手机递过去给他看，他看完以后说“那我明早去送”。可第二天一早，配货电话先打了进来，对方催他中午前去邻县装一票回程货。最后还是周敏带着陈雨去了学校。陈雨说，这种事碰上一两次以后，她就明白，即使父亲人在家，也不等于时间能完整地留在家里。
“不是说不高兴。”陈雨说，“就是你知道他还要走。你不会把那几天当成以后都那样。”
苏浩家的情况更明显。因为父母两人都在车上，他们回家意味着家里一下多了两个人，热闹确实来得快。
苏浩记得有一次，苏志强下午在物流园外边打来电话，说这趟如果夜里装货装得顺，第二天下午就能到家。妹妹听完以后，晚饭都比平时多吃了半碗。第二天中午，冯林林又从服务区拨来一个视频，说已经上了回程高速，让苏浩看看家里冰箱还缺什么。等到傍晚，院门口真响起车声，妹妹先跑出去，冯林林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把包往沙发上一放，卷起袖子收拾厨房，苏志强回来后又去村口的小店买了几袋米和一箱水。苏浩会把最近学校里的事挑几件重要的跟他们说。
可过了两三天，热闹就会慢慢散掉。父母开始给下一趟货的货主打电话，算油钱、看路线、问装货时间，顺便问前一趟的运费什么时候能结。孩子们继续上学，爷爷继续做饭、看院门。
苏浩说，小时候父母出发的时候，妹妹会哭。现在基本不哭了，只会在父母离开的前一晚多问几句。
父母回来，苏浩当然也高兴，可那种高兴和“终于一家人完整了”并不完全一样，更像是家里暂时多了两个人，冰箱里会一下塞满东西，饭桌上多出两双筷子。父母走后，客厅里那两双拖鞋也会重新被收到门后，三个人把冰箱里的菜慢慢吃完。
“他们回来也不是彻底歇着，电话一直会响，问货、问价、问什么时候走。你跟他们坐在一张桌上吃饭，手机也还在边上亮。”苏浩说。
“照常过”这三个字，苏浩说得轻，但里面有一种长期形成的秩序。父亲在不在家，孩子都要上学，老人还要吃药，饭菜都要照做。这套秩序是在父母长期缺席里慢慢长出来的，很难轻易改变。
苏志强以前总觉得，人出去跑车，钱按时往家里拿，家里的事再怎么说也不算全撂下。后来孩子大了，学校里的事越来越多，老人身体也有反复，他才慢慢发现，有些事拖不得，也等不得。“你在外头，很多事就是赶不上。不是说不管，是真赶不上。”苏志强说。
这些年，他参与这个家的方式，越来越零碎：一笔转账，一句“知道了”，一通停在服务区打来的视频，一次待不了几天的回家。车还在往前跑，家里的事也还在往前走，只是两边很少真正落在同一个钟点上。
母亲叫苏浩下楼去体育场玩
继续往前
对苏浩家和陈雨家来说，继续跑车都不是什么需要反复思考和讨论的决定。
冯林林算过这笔账——两个孩子的学费、资料费、生活费，爷爷看病吃药和家里日常的花销，车的保险、保养和偶尔的维修，每一项都是真实落在纸面上的数字。家里人说起这些账，不太用“压力”这样的词，更常说的是“这个月先把哪一笔过掉”。
她不是不知道孩子缺的是什么，也不是不想多陪陪他们，只是每次算到最后，答案还是一样：车不能停。
她说：“最难受的，是孩子有事的时候你人在外头。”
这个“有事”，可能只是学校临时让家长去一趟，也可能只是孩子在晚自习后想找人说几句话。对冯林林来说，最难受的往往不是看得见的辛苦，而是她明明知道孩子需要有人在场，自己却只能在车上隔着屏幕说“先这样，等我回去”。
苏浩上高中后开始寄宿，两周才回家一次。妹妹上的初中也是寄宿制，她只有周末才回来。和小时候放学就回家不同，现在兄妹俩大部分时候都在学校，父母大部分时候都在路上，一家人真正能凑在一起的日子，被压缩得更短，也更零碎了。
苏浩说，他有时候会想，如果父母以后不跑长途了，家里会不会跟现在不一样。他没有继续往下讲“会怎么不一样”，只是说“至少人都在家吧”。陈雨则说，如果可以选，她当然希望父亲多在家一点，但她也知道，这种希望不是马上就能实现的。
苏志强和冯林林开始有自己的安排，只要能挪得开，他们会有意识地把出车时间和孩子放假、开学的时间错开一些。只是这种安排有时不由他们说了算。
冯林林提醒女儿洗晒衣物。
腊月二十八，早上八点多，苏浩被母亲叫醒。冯林林站在卧室门口，问他要不要下楼买包子当早饭。屋里没人应声。苏浩裹着被子翻了个身，说不想吃；父亲嫌麻烦，妹妹也没起床。几句话下来，早餐的事就这么作罢了。
妹妹起得晚，磨磨蹭蹭从床上下来，苏志强说了她几句，父女俩很快又拌了两句嘴。等一家人把屋里最后一点零碎也收拾妥当，关灯、锁门、一起进电梯时，妹妹还是鼓着脸不说话，闷闷地跟在后面。
这套房子刚有了一点过年的样子，一家人又要回老家去了。
这是他们好多年前买下的一套期房。冯林林后来回忆，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念头，就是想着以后孩子能在城里上学，离学校近一点，生活也方便一点。只是后来政策变了，孩子的成绩和升学路径也变了。一年半前，房子终于装修完，可除了少数一家人能够聚齐的假期，平时几乎没人住在这里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这套房子至今还带着一种近乎样板间似的新。地砖亮得发白，踩上去能照出模糊的人影；浅色的沙发边角平整，几乎没有压塌的痕迹；茶几上空空荡荡，只搁着一包纸巾和前一晚顺手放下的钥匙。屋里听不见那种有人常住的细碎杂音，也看不见被日子一点点填满的杂物。
春联和别的年货是苏志强和冯林林前一天下午从集市上买回来的。红纸一层层叠在餐桌上，边角硬挺，金色的纹样在灯下不时晃出一点亮。冯林林把一个中国结模样的挂饰举到电视机旁边，用透明胶带反复按牢，退后两步看了看，自己先笑了一下，说这东西挂上去还挺好看。苏志强正弯着腰贴门上的对联，苏浩站在旁边帮着扶、帮着看正不正，父子俩的注意力都落在那一副春联上。
前些日子，苏志强在外地卸货时从车上摔下来，伤了腰，现在腰上还贴着膏药。弯腰久了不行，站久了也不行，忙一阵就得扶着后腰慢慢直起身，回到沙发上坐一会儿。有时候刚躺下，动作稍微大一点，又会低声喊一句疼。
电梯门合上之前，苏浩回头看了一眼。门里的灯已经关了，红纸贴在门上，玻璃也刚擦过，屋里收拾得像终于有人要在这里长久住下去一样。
对苏浩家来说，团聚往往就是这样：屋子刚收拾好，日子像是要慢慢安顿下来了，可再过几天，日子留给留守的人接着往下过，车还是要继续往外开出去。
（文中人物苏浩、陈雨、周敏、陈国强为化名开户配资炒股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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